不知何时起，周围的人开端抱怨我不点赞不回微信不接电话，恰似我有责任如此。更有甚者，把问题上升到人际联系和品格的高度。我一度以为他们很有道理，便有几分愧疚，但毕竟没有改动。
我依然机不离手，仅仅封闭了铃声与振荡，也知道每一条“未读”的信息和每一个漏接的电话，却不乐意回复。乃至注视着赤色的未接来电列表，我会取得一种走入空间绝高的教堂才有的崇高感，就像杀死斯芬克斯的俄狄浦斯，心里必定充溢对自己的赞许。这是一种具有肯定力气，能够操纵命运的感触。此时，手机于我就是不死不休的敌人。
当然，这仅仅我气急败坏的说辞，手机与人的合理联系不应该如此，至少敌人不可能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并且手机也不仅仅是东西。爱迪生以为“地球上的全部东西和机器,不过是人肢体的感觉的开展罢了”，手机实质上拓宽了眼耳手足的功用规模，成为身体的延伸。但问题也正在此。
边沁在想象未来监狱时提出了一种“全景敞视主义”的观念，其大致意思是，把监狱牢室安排在一个绕中心点的圆周上，便可完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控。特别的修建构型拓宽了中心监督者眼耳的才干，构成了与被监督者才干的巨大不平等，也造成了权力的不平等。而手机赋予了每个人监督者般的才干，他们既处于中心监督他人，又何曾不是在他人监督的圆周上。手机垂手可得就完成了福柯所谓的“监督社会”，每个人都必定是他者。
曩昔，日子顶多局限于一个人目睹耳闻手触足行的规模，关上家门就构成一个他者难以触及的私密空间。任何企图进入的行为都只能被迫发作，且有必要契合相应的礼仪。在监督社会中，手机破除了门墙等空间隔绝，因而进入他人的日子便没有任何因妨碍而构成的心思和道德上的妨碍，变成了一种天经地义。手机消除了物理间隔发生的时刻差，各自日子的固有节奏就无可避免的会趋于协同。所以手机总是能在任何时刻任何地址没有任何预兆自动又粗犷地响起，就像不受操控的身体忽然有了其他认识，企图逼迫你做些不可思议的作业。
有时候我的确以为手机是有认识的，它总企图用一些指令驯化我。闹钟响了，有必要起床；电话响了有必要接听，没有接听则需要回拨；信息来了有必要回复，朋友圈必定关键赞；日子与作业乃至也变成了“To-Do list”上一列文字，和在不同时段的各种音响。但是，我购买手机并非期望它告诉我该怎么日子，但偏偏你做或许不做却都被它监督并知晓着。手机让我成为拉线的止境，居然像个木偶。
我曾和妻子讨论过点赞的责任。她以为我给他人点赞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她，这体现出我的不注重。但是朋友圈刚好构成了一种“全景敞视”，她就是监督者，其他所有人则是被监督者。所以在中心监督者眼中，国际只需自己与他者两种人，点赞的比率只能各占一半。但是他者并非一个人，是除她以外的所有人，在朋友圈中看见她概率的分母应该是老友的总数。因而只需不是每天特意检查她的朋友圈并点赞，她永久都会感到不被注重。但由于监督的存在，这好像就成了我一种责任。
所以，宽恕我把手机设为静音。只需如此我才干脱离焦虑，体会到对本身的掌控感，完成必定程度上的自在，脱离了被规训的下场。所以宽恕我可能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我不能让手机操控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