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一笑梵音起。释教自东汉末传入我国，历经数百年的演化，在南北朝迎来了第一个开展顶峰。佛造像表现了我国古代雕塑技艺与精力崇奉的高度交融。但由于各种原因，南朝的释教艺术作品撒播于世者远较北朝稀有。现在首要的考古什物材料会集发现于南朝时期的重镇之一——益州，即今成都及其附近区域。
1月14日，成都博物馆2020年开年大展——“映世菩提”特展将拉开帷幕，来自成都、青州、邺城等地百余件独具风格的释教造像将会集露脸，演绎多元文明交融下的宝塔万象。本次展览将以全新视点及视界从头审视成都南朝造像，解读其在我国释教史上的重要位置，是迄今最全面展现四川南朝造像全体相貌的一次展览。
多尊造像首秀
一窥南朝释教盛象
释教传入我国的三百年后，其造像艺术在南北朝时期呈现了第一次顶峰。这一段夹在十六国与隋朝之间长约170年的前史，战乱纷乱，却也梵音旋绕。与北朝造像的丰厚遗存比较，南朝造像什物材料极为稀疏。南朝时相对“偏安”的益州(成都），是我国南朝造像出土最多、保存相对无缺的当地，其时的盛景可见一斑。从清末光绪8年至1954年，成都万梵宇共发现了200多件石刻造像，1995年西安路出土9件南朝造像，2014年下同仁路出土百余件南朝造像，2017年实业街福感寺遗址也出土很多南北朝造像……填补了我国南朝石刻的空白。这也阐明，成都区域关于南北朝时期释教造像艺术研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菩萨立像 供图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讨院 江滔 张雪芬）
本次展览中，将有多件展品是初次面向大众敞开，例如成都万梵宇出土的造像残石座、成都下同仁路出土的菩萨立像等。策展团队也期望凭借这些展品，让观众一窥“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象。
(造像残石座 四川博物院藏)
什么是“年代审美”
这些造像来答复
释教传入我国后，我国人不断结合本乡艺术，创造出一种既契合宗教典型、也兼容于华夏社会审美价值观的造像。魏晋南北朝，受老庄思想和魏晋名士“轻形重神”审美观念的影响，“秀骨清像”成为年代审美寻求，这也成为佛像汉化的“模型”。这个时期大多数的造像面庞娟秀、眉宇开畅、神态淡泊，展现出一种洒脱、潇洒的气质，也是汉文明精力、汉民族特质的强化。
本次展览的重磅展品之一，是四川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碑，这是四川区域现存有清晰南朝编年年代的最早佛造像碑。我国前期释教造像受印度影响，佛衣多为袒右肩大衫，带有激烈的犍陀罗风格。而齐永明元年造像碑正面弥勒佛及反面无量寿佛均内着僧祇衣，胸前系带结，外披一层袈裟，下身着涅槃僧（裙）。这种双领下垂、胸前系带的佛衣款式被称作“褒衣博带式”，是汉地自创的佛衣款式。褒衣博带式的袈裟广大厚长，衣袂下垂构成密褶，层叠满遮座上，有学者称之为“悬裳座”，也是现在所见的最早有清晰编年的“褒义博带”式佛像。该种款式在南朝鼓起，影响至北朝，开展至隋唐盛极一时，成为我国汉传释教中佛像的首要服装，影响涉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后世佛像穿着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现象足以阐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区域在释教东传及其汉化的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
(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 四川博物院藏)
一次看够
最具“成都特征”的造像
公元六世纪初，释教开展迎来顶峰时期。梁武帝自称为转轮圣王，将阿育王崇奉作为治国理念，仿效阿育王，亲自宏扬佛法，阿育王崇奉蔚成风气。但阿育王像在我国却极为稀有，仅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323窟中偶有发现，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阿育王像什物悉数会集于成都区域。
(阿育王像 成都博物收藏)
阿育王像头像带有高肉髻、高凸颧骨和八字胡等特征，显着受到了犍陀罗风格的影响。通肩式袈裟的款式，又是受到了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秣菟罗款式影响，但袈裟略厚，肩略窄，衣纹较舒朗，这些特征又显示出显着的本地特征。可以说，阿育王像款式除了“西域复古”外，也有着我国化的特征。本次展览，也将展出5件出土于成都西安路、万梵宇、下同仁路等地的阿育王像（头像）。
(阿育王头像 四川博物院藏)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除四川范围内出土的造像外，还有来自江苏南京、河北邺城、山东青州等地的造像。展览期望经过与其时凉州、建康、青州、邺城等地同时期佛造像的比较，阐释南北释教文明的沟通与交融，并以南北朝时期的佛造像为载体，表现中印两大文明间的宗教、文明与艺术沟通，印证南北朝时期我国南北文明的多样性、民族文明的大交融以及成都作为丝路重镇和文明纽带的重要前史位置。
本次展览将于2020年1月14日在成都博物馆一层特展厅正式启幕，将继续至5月，全程免费向大众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