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公孟》中有言：“口言之，身必行之。”这是墨子用来劝诫告子的话，大体意思是：嘴上说出的，行动上也有必要付诸实践。墨子的这句话看似粗浅，却对修身养德、待人接物等都有深入的指导含义，要求咱们研精覃思、笃行致远。
从字面上来看，“口言之，身必行之”首要包括有“言行共同”的内在，是人们涵养身心的重要遵从。中国人向来欣赏心口如一、言能饯别等质量，这一点在我国的许多文明经典中多有提及。
《中庸》指出：“言顾行，行顾言，正人胡不慥慥尔！”这是说正人说话干事应该笃行实践、言行合一。《论衡》指出：“言行相应，则谓之贤。”这是开门见山地阐明言行共同的重要含义。更有甚者，唐代诗人吴叔达以“言行相顾”为题创造诗篇，警示后人“立志言为本，修身行乃先”。
别的，儒墨两家学派对“言行共同”都推崇备至，孔子提出“正人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认为言行共同是正人必备的品德操行。而墨子则认为“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竭力对立言不由衷、言而无信的行为。先贤圣人的耳提面命今犹在耳，要求咱们尽力饯别。
从人与人之间的共处之道上来看，“口言之，身必行之”还能折射出一个“信”字，“信”即重诺守信。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诚信是立身做人之本，着重“不宝金玉，而忠信认为宝”。因而，王公贵族考究金口玉言、出言如山，侠义之士崇尚正人一言、驷马难追，贩夫走卒也讲究童叟无欺、名副其实……不少鸿儒学士留下了至理名言来劝诫世人“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周易》的“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把笃实守信与顺乎正路放在同一方位指出了“信”的重要性。《淮南子》的“马先驯然后求良，人先信然后求能”，以选马喻用人，指出选贤举能应把“信”摆在首位。朱熹的“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而水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以土在五行中的根本性效果比方“信”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此外，商鞅“立木取信”、季布“一诺千金”、韩信“一饭之恩”、尾生“柱下期信”等故事，无不在告知咱们一诺千金的可贵。
“口言之，身必行之”的要害还在一个“行”字，即躬身实践、事必躬亲。正所谓“道虽迩，不可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无论是人的学识、经历仍是成果，都是人类在实践中堆集起来的。
前史上有所成果的人都是兢兢业业之人，正因有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实践，王羲之才干写出鸾翔凤翥的《兰亭集序》；正因有了“亲尝百草”的实践，李时珍才干撰写出医学宝典《本草纲目》；也正因有了“独坐南窗著聊斋”的实践，蒲松龄才干成果“鬼狐有性情，笑骂成文章”的《聊斋志异》。
事实上，“口言之，身必行之”中包含的深入道理不只适用于个人，对国家开展也有学习含义。依据知和行共同的程度，荀子从国家需求上区分了几个层次：“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所谓“国宝”“国器”“国用”“国妖”，便是按言与行是否共同分出的等次；最好的“国宝”是说到做到，而“国妖”则言行相悖，说一套，做一套。检查前史，许多有才干的人往往在获得必定成果后，忘却了从前的信誓旦旦，再也不能躬身实践，终究导致失利，这是咱们应该学习警觉的工作。
古往今来干出一番大工作的人，都很注重“口言之，身必行之”，无论是为人仍是处世，咱们需当紧记，言必行，行必果，言行共同是时间应遵循的本分，决不能“口惠而实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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