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德国医生Carl Reinhold August Wunderlich从莱比锡25000名患者腋窝下建立了37°C（摄氏度）/ 98.6°F（华氏度）的正常人体体温标准，一直延续到现在。但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研究员Julie Parsonnet等人1月7日于在线期刊eLife上发表的文章称，我们的体温比起那个时候已经有所下降。他们翻阅了美国内战后近2.4万名联邦军队退伍军人的医疗记录，然后将这些数据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中约15000份记录和21世纪早期斯坦福临床数据平台约150000份共50多万份个人体温测量的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跟着时间推移，人类体温值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差异变化。以2000年代出生的男性为例，他们比1800年代早期出生的男性体温要低0.59°C，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每十年体温会下降0.03°C。而女性的体温变化趋势也一致，只是降幅更小，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共下降0.32°C。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卫生条件所导致：Wunderlich处于一个预期寿命为38岁、结核病、梅毒和牙周炎等未经治疗的慢性感染占很大比例的时代。由于炎症和体温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传染病和其他慢性炎症很可能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正常”体温。如今的社会无论是生活环境、医学水平、人类的寿命和代谢率，都有了长足进步，我们不会经常因为突如其来的未知病症而发热，体温也就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强迫症是一种心理疾病，有些具有这种症状的人会不自觉地频繁洗手导致皮肤破裂。可想要治疗这样的一种情况，传统的暴露疗法（直接让患者接触异物而不能洗手）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灾难。为了让他们不那么难受，科学家们又想到了一招，来自“橡皮手错觉”的经典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你面前让别人同时抚摸真手和一只橡皮手，然后把真手巧妙地隐藏起来，使得你的大脑把假手误认成是自己的。
这一研究过程被发表在了《人类神经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HumanNeuroscience）期刊上。在实验中，英国剑桥大学神经学家Baland Jalal和同事们让29名强迫症志愿者体验了“橡皮手错觉”实验。开始时有16人被同步抚摸面前的橡皮手和真手，另外13人面前的两种手被不同步抚摸。五分钟后，研究员将带假粪便的纸巾对着橡皮手上涂抹，同时用湿巾在志愿者另一只真手上摩擦以模拟接触粪便感。接着志愿者们被要求评估自己的厌恶、焦虑和洗手的冲动程度。无论是被同步抚摸还是被非同步抚摸的被试者，感觉都相似。
接着，研究员将用于“污染”橡胶手和干净手的纸巾从假手和真手上取走，并直接在橡胶手上涂抹假屎。橡胶手和志愿者的真手继续接受同步或非同步的抚摸约5分钟，然后再测试他们的最终厌恶等级。结果发现，橡胶手组的志愿者中有65％的人的厌恶感远超真手组。文章解释说，这是由于橡胶手的真实感随着手被触摸的时间增加而增强，导致人们产生越来越强的错觉，认为它们都是自己的手。而这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法，不会像暴露疗法那样直接导致高压力感受。
每当儿童电影中出现小宝宝与坏人斗智斗勇的桥段，人们都会捧腹大笑，觉得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高超的控场能力也是太厉害了。为了研究婴儿和成人间是否会产生沟通的默契，美国普林斯顿婴儿实验室设置了一些简单的任务——让18名10至15个月大儿童和成年人互动。有时小孩子会听父母讲睡前故事，有时大人为他们唱童谣，或者共同玩一套玩具。
为了对两者的大脑活动进行比较，一些试验让成人坐在一边，面朝孩子，同时以类似的方式让另两位成年人进行接触。接着他们跟踪大脑的前额叶皮层、颞顶交界区和顶叶皮层（这些区域都涉及语言处理、预测和理解其他观点）的活动。
发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结果显示，当婴儿和成人一起玩耍时，他们的大脑会以动态方式相互影响。成年人的大脑似乎可以预测婴儿何时会微笑，婴儿的大脑可以预测成年人何时会使用更多的“婴儿语言”，而且两个大脑都追踪到了婴儿的共同眼神接触和对玩具的注意。
在额叶前皮层，即大脑中负责计划和学习的部分，观察到的结果尤其明显。因为这个区域婴儿身上并不会完全发育，所以研究人员颇有些出乎意料。更令人惊讶的结果显示，婴儿往往会在几秒钟内“引导”成人的大脑，这表明宝宝们不仅被动地接受输入，而且可能会引导成人朝着自己将要关注的下一个方向发展：比如拿起哪个玩具，说出哪个单词。呃，真是人小鬼大。
15世纪的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对于自己发现的“新大陆”留下了很多错误说法，比如把海牛说成是美人鱼，巴哈马群岛是亚洲的一部分，而加勒比海的土著居民是亚洲的印度人，“印第安人”即来自这个谬误。他日记里还记载了关于食人族的描述，说的是1492年登陆巴哈马群岛时，一个被他叫做Caniba的食人族战士部落不断地围攻他的船员和土著社区。这一记载也充满争议。Caniba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加勒比人（Caribs），是一群真正的南美人，来自亚马逊西北部地区，现代考古证据表明他们从未到达最北的巴哈马群岛，如何能和哥伦布在那里遭遇呢？
但1月10日发表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杂志上的一篇最新文章表明，哥伦布说的可能是实话。此前关于加勒比人迁徙方式的研究都是基于考古发现，主要是陶器和其他工具，而此次由佛罗里达自然历史博物馆加勒比考古学策展人William Keegan领衔的研究中，为了建立加勒比人扩张更完整的图像，他们分析了加勒比博物馆的103个头骨形态，从中确定了三组不同的移民。
文章称，加勒比地区最早的定居者是约公元前5000年从今天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移民到今天的古巴和北安的列斯群岛的那一群。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阿拉瓦人（哥伦布日记中描写的温和的当地土著）从现在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迁移到波多黎各，而加勒比人则在公元800年左右渡海到达今天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在地，然后继续向牙买加和巴哈马扩张。在公元1000年左右，阿拉瓦克人和加勒比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可能慢慢的开始，也难怪哥伦布会和阿拉瓦克人一起被加勒比人围攻，而至于“吃人”一说，Keegan认为，是因为据说加勒比人偶尔会吃掉敌人的肉来激发恐惧，但这没有真正的证据。
人类社会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是怎么分化出来的，目前在演化上还没有确切的说法，但1月9日发表在《皇家学会界面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Society Interface）上的一篇论文中，普林斯顿大学的Chris Tokita和Corina Tarnita Tokita两位计算机生态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蚂蚁社会中，这种分化和劳动分工的出现是并行的，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由同一过程所驱动。
在针对蚁群的模拟中，研究者考察了两种已知的导致政治两极分化的力量，分别是“社会影响”和“互动偏好”，前者指的是个体倾向于变得与交往对象相似，后者指的是个体倾向于与相似的人交往。并将它们添加到一个现有的“反应阈值”模型中，想要看看在这两种力量的驱动下，劳动分工是如何产生的，结果发现，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反馈同时导致了劳动分工和政治两极分化的社会网络。
具体来说，如果蚂蚁A和蚂蚁B都会定期检查它们的食物储备和幼虫的健康状态，但前者对食物产生担忧的阈值比较低，而后者对后代产生担忧的阈值比较低，那么跟着时间的推移，A就会和其他担心食物的蚂蚁互动比较多，结成为觅食团队，B则会与其他担心后代的蚂蚁组成护士团队，两者的差距慢慢的变大。在这里，社会影响和互动偏好使得个体的行为变得更专业化，也就是产生了劳动分工，这个状态被视为文明的基石，但有趣的是，它的另一面则导致部落主义，带来公民话语的崩溃。例如，当蜜蜂需要把它们的巢搬到一个新地方去时，如果群体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就会出现分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重建共识需要个体去做不同的社会任务，处于不同领域的人们应该多交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社会行为。研究者认为，这一点甚至也适用于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