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瘟疫年”：城市理论家迈克·戴维斯谈冠状病毒
Mike Davis on Coronavirus: “In a Plague Year”
翻译：张玉玲 校对：李菡婷
伴随着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并且正在超过我们的检测能力，治疗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怪物终于走到了门口。在全球资本主义面对这场生物危机如此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的需求一定是建立适当的国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自从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i]在1994年的《高危地带》（The Hot Zone）[ii]中向我们介绍了在非洲中部的神秘蝙蝠洞穴中诞生的毁灭性的怪物——埃博拉病毒以来，冠状病毒就成了我们不断观看的老电影。它只是在人类经验不足的免疫系统“原始领域”中爆发的一系列新疾病中的第一个。埃博拉病毒之后不久，1977年在人类中间传播的禽流感以及2002年底出现的非典也紧随其后：这两种情况均首先出现在世界制造中心广东省。
当然，好莱坞贪婪地接受了这些疾病的爆发，并制作了一系列电影来挑逗、恐吓我们。（2011年的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iii]的《传染病》(Contagion)就以其精准的科学依据和对应对当前混乱局面的可怕预测而引人注目。）除了电影和数不清的骇人听闻的小说之外，数百本严肃的书籍和数千篇科学文章对每次爆发都做出了回应，很多人强调了全球在发现和应对这种异常疾病的准备工作所处的令人震惊的状态。
[i] 美国著名科普作家。
[ii] 理查德·普雷斯顿的一部科学写作经典，书中描写了埃博拉病毒的缘起。
[iii] 美国著名导演，编剧。
理查德普雷斯顿是纽约作家和畅销书作家，曾撰写有关传染病，生物恐怖主义，红杉和其他主题以及小说的书籍。无论是新闻还是虚构，他的着作都是基于广泛的背景研究和访谈。
数字混乱
因此，冠状病毒像一个熟悉的怪物从前门穿过。对其基因进行排序（与已经被研究透彻的SARS十分相似）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最关键的信息仍然缺失。研究人员夜以继日地描述疾病爆发的特征，他们面临你这三个巨大的挑战。首先，测试装备一直短缺，尤其是美国和非洲，这阻碍了对关键参数（如繁殖率、感染人群的数量、良性感染的数量等）的准确估计。其后果是数字混乱。
第二，像每年的流感一样，随着它在不同年龄组和健康状况的人群中传播，这种病毒一直在变异。美国人易感的病毒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与最初在武汉爆发的品种有轻微的不同。进一步的突变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一定的可能改变当前的毒性分布，目前毒性在超过五十岁的人身上急剧上升。特朗普（Trump）所说的“冠状流感”至少对美国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免疫系统薄弱或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构成致命威胁。
第三，即使该病毒保持稳定并且几乎没有发生突变，其对年轻群体的影响在贫困国家和极度贫困群体之间也可能有着根本差异。想想1918-1919年间西班牙流感的全球经验吧，据估计这次流感杀死了1%-2%的人类。在美国和西欧，最初的H1N1流感对年轻人来说是最为致命的。这通常被解释为他们的免疫系统相对较强，对攻击肺部细胞的感染反应过度从而导致病毒性肺炎和感染性休克。然而，就在最近，一些流行病学家提出一个理论，认为老年人可能 有“免疫记忆”，因为19世纪90年代爆发的早期疾病为他们提供了保护。
无论如何，流感病毒在军营和战壕中找到了它中意的位置，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被杀死。这成为了帝国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因素。1918年德国春季大进攻的失败以及战争的结果被归因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与其敌人不同，同盟国可以用新来的美国军队补充其生病的军队。
起源于美国的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是人类历史上致命的传染病，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
但是西班牙流感在较为贫穷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很少有人注意到，全球近60%的死亡（至少2000万人死亡）发生在旁遮普邦、孟买和印度西部的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同时经历着向英国出口粮食、野蛮的征地行为与严重的干旱。这些结果造成的粮食短缺使数百万穷人陷入饥饿的边缘。他们变成了营养不良（这抑制了他们对感染的免疫反应）、猖獗的细菌以及病毒性肺炎邪恶协同作用的受害者。在英国占领下的伊朗也有类似的案例，持续数年的干旱、霍乱和粮食短缺，加上随后爆发的大范围的疟疾，成为了约五分之一人口死亡的先决条件。
这段历史，尤其是营养不良和现有感染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未知后果，警告我们COVID-19可能会令非洲和南亚人口稠密、多病的贫民窟走上一条不同的、更致命的道路。现在，拉各斯、基加利、亚的斯亚贝巴和金沙萨都出现了病例，没有人知道（由于缺乏检测，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人知道）病毒如何与当地的健康状况和疾病协同作用。一些人称，由于非洲的城市人口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这种大流行病只会产生轻微的影响。根据1918年的经验，这是一个愚蠢的推断，就像认为大流行病会像季节性流感会随着天气转暖而消退的假设一样。（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刚在澳大利亚染上病毒，那里现在还是夏天）。
一场医疗的卡特里娜飓风
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可能会钦佩中国在控制大流行病方面取得的成功，但也会对美国的失败感到恐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中国所宣布的传播速度迅速下降或多或少是准确的。）当然，我们的机构无法令潘多拉的盒子保持关闭，这不足为奇。自2000年以来，我们已多次看到前线医疗体系的崩溃。
比如说，在2009年和2018年的流感季节，全国各地的医院都人满为患，暴露了多年来因利润驱动导致容纳住院人数能力下降后，医院床位的严重短缺。这场危机可以追溯到企业攻势，该攻势使里根（Reagan）上台并将主要的民主党人转变为新自由主义代言人。根据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的统计，从1981年到1999年，住院病床的数量下降了39%。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增加“人口普查”（占用病床的数量）来增加利润。但是，管理层90%占用率的目标意味着医院不再具有在流行病和医疗紧急情况期间收纳流入的患者的能力。
在新世纪，在急需提高短期股息和利润的“股东价值”要求下，紧急医疗在私营部门持续缩减规模，而在公共部门，由于财政紧缩和州以及联邦的应急预算削减，紧急医疗的规模也在持续缩小。因此，只有45000张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可用来处理预计的严重及危急的冠状病毒病例。（相比之下，韩国人的床位是美国人的三倍多。）根据《今日美国》（USA Today）的一项调查，“只有8个州有足够的医院床位来治疗100万名60岁以上的美国人，这些人可能会因COVID-19而患病。”
我们正处于卡特里娜飓风的开始阶段。在紧急医疗准备投资缩减，而与此同时所有专家意见都建议大幅增强医疗能力的情况下，我们缺乏基本的物资和急诊病床。
国家和区域库存一直保持在远低于流行病规模所显示的水平。因此，在检测试剂盒面临匮乏之急时，医务人员的基础防护物资也出现严重短缺。正在战斗的护士们以及我们国家的社会良知正在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由于N95口罩等防护用品库存不足而造成的严重危险。他们还提醒我们，医院慢慢的变成了耐药性超级病菌（如C. difficile，艰难梭菌）的温室，它们可能成为过度拥挤的病房里的第二个杀手。
社会分化
疫情的爆发立即暴露了医疗卫生方面的严重阶级分化，我们的革命（Our Revolution）[i][ii]已经将其提上国家议程。总之，那些拥有良好健康计划的人，只要采取谨慎的保障措施，他们也可以在舒适地被隔离的状态下在家工作或者教学。公职人员和其他有较好保险的工会工人将不得不在收入和保障之间做出艰难选择。与此同时，数百万低薪服务工人、农场工人、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正在被送入虎口。
众所周知，从任何意义上讲全民保险都需要为带薪病假提供普遍的保障。目前，45%的劳动力被剥夺了这一权利，因此实际上他们被迫传播感染或者饿肚子。同样，十四个共和党州拒绝颁布将医疗补助扩大到有工作的穷人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规定。这就是怎么回事四分之一的德克萨斯人没有医疗保险，只能在县医院的急诊室寻求治疗的原因。
在瘟疫流行的时代，私人医疗保健的致命矛盾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养老院行业中暴露得最为彻底，该行业储存了250万美国的老年人，其中的大多数都在享受联邦医疗保险。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以低工资、人员配备不足和非法削减成本为资本。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该机构对于基本的感染控制程序的疏忽以及政府让管理层对此负责的无能，这种行为只能被描述为蓄意杀人罪。很多家庭——尤其是在南部各州——发现因违反卫生规定而要支付的罚款比雇用额外的员工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培训要便宜得多。
美国社区传播的第一个中心是生活护理中心并不奇怪，这是位于西雅图郊区柯克兰的一家养老院。我和吉姆·斯特劳布（Jim Straub）聊过，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是西雅图地区养老院的工会组织者，目前他正在为国家撰写有关他们的文章。他将该机构描述为“员工最差的机构之一”，并将整个华盛顿的养老系统描述为“全国最缺乏资金的机构——一个在科技资金海洋中挣扎的荒谬绿洲”。
此外，他指出，公共卫生官员们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该因素解释了疾病从生命护理中心迅速传播到附近其他10家养老院的原因：“在美国最昂贵的租赁市场中，养老院员工普遍从事多种工作，通常是在多家养老院工作。”他说，当局没有找到这些人的名字和位置，因此失去了对COVID-19传播的所有控制。而且，至今仍没有人提出补偿那些暴露在外的工人们，让他们待在家里。
在全国范围内，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养老院将成为冠状病毒的热点。许多工人会选择食品银行而不是在这种状况下工作，然后他们待在家里。在这种条件下，系统可能会崩溃，我们不能指望国民警卫队去倒便盆。
[i] 美国政治行动组织。
国际团结
这场大流行在其致命发展的每一步都宣传了全民覆盖保险和带薪休假的理由。尽管拜登（Biden）抨击特朗普，但就像伯尼（Bernie）提议的那样，进步人士必须团结起来，赢得全民医保的公约。桑德斯（Sanders）和沃伦（Warren）的代表将在7月中旬密尔沃基的费瑟夫论坛(Fiserv Forum)上扮演角色，但是我们其他人在街上同样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从现在开始，与驱逐、裁员和拒绝向休假工人支付补偿的雇主展开斗争。（害怕感染？离其他抗议者6英尺，这只会让电视上的画面更有力量。但是我们应该开拓街道。）
随着抗生素革命的退步，旧疾病将与新感染一同重新出现，医院将成为存放尸骨之地。就连特朗普也会适时地抨击荒谬的处方费用，但我们应该一个更大胆的愿景，打破药品垄断，为生命线药物的公共生产提供保障。（过去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二战期间，陆军请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和其他研究人员开发第一支流感疫苗。）正如我十五年前在《等在门口的怪物——禽流感的全球威胁》（The Monster at Our Door —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一书中所写道的：
获得包括疫苗、抗生素和抗毒药物在内的生命线药物应该是一项人权，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免费提供。如果市场不能够提供对廉价生产此类药物的激励，那么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就应该对这些药物的生产和供应负责。穷人的生存在任何时候都要比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重要。
当前的流行病扩大了这一争论：在缺乏真正的国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生物学上是不可持续的。但是，除非人们的运动打破大型制药公司和营利性医疗保健的权力，否则这样的基础设施将永远都不可能存在。
这需要一个超越第二新政的、独立的人类生存的社会设计。自占领日以来，进步人士已经成功地将反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斗争放在了首页，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现在，社会主义者必须迈出下一步，以医疗保健和制药行业为直接目标，提倡社会所有制和经济权力民主化。
但是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评估我们的政治和道德弱点。我对新一代左翼的演变和“社会主义”一词回归到政治话语而感到兴奋，但在与新民族主义遥相呼应的进步运动中，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元素。我们只谈论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激进的历史（或许忘了戴布斯（Debs）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有时候，这种观点接近于美国优先主义的左翼说法。
在应对这一流行病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提醒他人国际团结主义的紧迫性。具体而言，我们应该鼓动我们进步的朋友和他们的政治偶像，要求大规模增加检测试剂盒、防护用品以及生命线药物的生产，以便分发给贫穷国家。我们有责任确保全民医保既成为国内政策，也成为国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