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我国历代政府都非常注重粮食问题。足够的粮食储藏是保证粮食供给，维系社会安稳，完结粮食安全的重要条件。《管子》一书有言：“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贾谊亦称“夫积贮者，全国之大命也”。自汉代以来，我国逐步树立了官方仓储系统，其间常平仓在平抑粮价，保证粮食供给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效果。政府主导的“常平仓”自汉代后多设于通都大邑，隋唐之际呈现的“义仓”广泛州县。到了南宋时期，具有民间慈悲救助颜色的“社仓”在广阔村庄区域树立起来。常平仓与义仓、社仓一同，彼此弥补，在平抑粮价、储粮备荒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常平仓的创建
常平仓的创建是我国古代注重农业，特别是注重粮食安全问题的体现。司马光曾言“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先秦时期比较明确提出平抑粮价、储粮备荒思维的是管仲和李悝。《管子》一书指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缺乏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管仲从为君主投机的视点阐释平抑粮价的方法与重要性。战国时期李悝的论述则更为翔实，“粜甚贵伤人，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人不散，取有余以补缺乏也”。李悝所指的“粜甚贵伤人”是针对不从事农业出产的士、工、商三个阶级而言，“甚贱伤农”则是就粮价动摇对农民的损伤有感而发。所谓“籴”是指买入粮食，“粜”是指卖出粮食。李悝主张国家应当依据粮食丰歉来确认收储和散放的方针，保证社会各阶级的安稳。
秦代大一统的中心集权系统树立后，官方关于粮食仓储系统的树立就是题中之意。相关于国家树立的担任常态化粮食供给的官仓，如太仓/正仓、漕仓、军仓等，常平仓以及后世呈现的义仓、社仓是我国古代应对灾荒时期粮食危机的首要方法，在调理粮价，应对荒歉方面发挥了共同的效果。
西汉宣帝时期，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为处理山东等地向关中区域的漕粮运送问题，依据其时农业丰盈实践，提出购买关中及附近区域贱价粮食以减轻漕运担负的主张。耿寿昌依据“大众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民少利”的真实的状况，提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能够省关东漕卒过半，又增海租三倍”的主张。跟着汉王朝与匈奴战役的不断成功，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树立了西域都护府，汉朝的实力扩大到西域各地。急剧添加的戍边、实边人口，加重了边境的军粮担负。耿寿昌于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这是“常平仓”之名第一次在历史文献中呈现。但是，仅仅过了十年，汉元帝即命令将“常平仓”去粗取精。
尽管学界关于耿寿昌所提议树立的“常平仓”是准则性建造仍是一种临时性方法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常平仓在平抑粮价等方面的积极效果。尽管汉代的常平仓没有向内地推行，却被后人视作我国常平仓准则的滥觞。正如一位民国时期论者所言，“自汉宣帝经常平仓出生今后，各朝各代皆以为最好的方法，凡贤君良相当国时，没有不设法实施这种准则的”。
二、常平仓的开展与义仓、社仓的树立
据唐人杜佑所著《通典》所载，“常平仓”准则为东汉至魏晋时期大部分朝代所沿袭。“后汉明帝置常满仓，晋又曰常平仓，自后无闻”。跟着北方战乱日益频繁，常平仓在北方逐步湮没无闻，在南朝则有所开展。“梁亦曰常平仓，而不籴粜。陈因之。”北方仅仅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有所康复。“后魏太和中，虽不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籴贮，俭则出粜。”隋唐之际，跟着国家统一，政治环境相对安稳，常平仓取得进一步开展。“隋曰常平仓。大唐武德中置常平监官，以均全国之货。”后来，常平监改为常平署，“署令一人掌仓粮、管钥、出纳、籴粜，凡全国仓廪和籴者为常平仓”。
除了官办的常平仓外，别的一种具有赈济性质的仓储方法——义仓也在这一时期呈现了。义仓可视作当地州县树立的“常平仓”。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工部尚书长孙平上奏，“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积储先备故也”。长孙平奏“令诸州大众及武士，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成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长孙平所主张树立的“义仓”具有显着的民间慈悲性质。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隋文帝下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这儿的“社仓”与长孙平所主张树立的“义仓”意义相同。这份诏书明令将“社仓”的粮食来历作为租税征收，这样，“义仓”或“社仓”的处理权逐步转移至官府。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诏全国州县并置义仓”，“年谷不登，大众饥馑，当所州县，随意取给”。义仓“既为大众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户部尚书韩仲良奏请“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自是天天州县始制义仓”，而义仓的处理则从“社司”转为“州县”，其民间颜色逐步消失。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丰图义仓” 东方IC 材料
南宋时期，朱熹提出民间处理“社仓”之法。朱熹的“社仓”不同于常平仓、义仓。朱熹所提出的“社仓”方法，源自隋唐的“义仓”和北宋时期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影响规模首要是在广阔村庄区域。朱熹在《金华社仓记》中指出，王安石所立青苗法，“其立法之原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地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正人；其行之也以剥削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于一邑，而不能行之于全国”。故而，朱熹首要以谷物代替资金，以村庄为根底，以当地士人为依托来树立“社仓”。“社仓”归于民仓，而常平仓、义仓则是官仓。常平仓、义仓会归入当地政府的处理系统，成为行政系统的一部分，而“社仓”存粮于乡社，由民间处理，承受当地官吏的监督与帮忙。民国时期有学人在论及“社仓”的影响时指出，“社仓自朱子兴办今后，历代皆盛行于各当地乡镇村庄，公民在荒年所享用社仓底利益，真实比常平仓、义仓等大得多，且遍及得多。常平仓和义仓在我国现在既已绝迹，而唯一社仓在各当地尚有存者”。
明清之际，常平仓准则逐步齐备。明代官办的常平仓，也称准备仓，首要散布于当地州县。洪武年间，朱元璋“令全国县分各立准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处理”。仁宗、宣宗时期准备仓开展较好。但是，由于仓储粮食未得到及时弥补，准备仓在宣德末年陷于迟滞状况。明代中期曾在全国规模整理准备仓，相关准则逐步完善。跟着明中后期政府糜烂，由政府主导下的准备仓逐步陷于阻滞。明中期社仓、义仓的鼓起，逐步代替准备仓的备荒功用。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常平仓
清代“常平仓”由当地州、县政府进行处理。其首要功用为售卖存粮平抑粮价、粮谷粮种假贷和慈悲赈济。平抑粮价是常平仓最基本的功用。每逢遇到灾荒或战乱引起谷价上涨时，政府以常平仓所存之谷平价粜卖于市。当谷物丰盈，商场谷价跌落时，政府又平价收购补仓，不致“谷贵伤民”、“谷贱伤农”，从而对粮食商场起到安稳、调理效果。常平仓采买粮食一般在夏、秋收成时进行，购买数量既需参阅常平仓缺额，也需视当年粮食收成状况而定。粮谷或粮种假贷是将粮谷或种子以假贷方法发放给民众，官府与民众约好期限，等灾荒度过熟年降临，再偿还相应数量的粮谷。慈悲赈济则是将常平仓所藏的粮食在受灾年份无偿散给民众。售卖、假贷和无偿散放构成常平仓平抑粮价，赈济大众的首要方法。
三、省思常平仓准则：乾隆十三年米价论争
清初康熙、雍正时期，我国国内的米价呈现出长时间平稳的态势，但至乾隆年代，“米价却一反曩昔比较低价的状况而开端长时间动摇”（全汉昇语）。尤其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部分区域呈现了米价明显上涨的状况。但是，这一时期常平仓并没有起到平抑粮价的明显效果，引发朝廷官员关于常平仓与粮食价格联系的大评论。
清政府对常平仓存储的谷物有数量上要求，常平仓储藏米谷定额为“大县三万石，中县二万石”。在粮价高涨之际，不少当地因常平仓储藏的米谷不行定额，处处搜购添补，反而影响米价进一步上涨。时人指出，“今岁仰荷皇仁，直隶可称大有，其远近各省，亦多雨水调匀，已兆丰盈之庆。当地积贮缺额之米，正宜及时买补。窃恐遍地买补并重，每省莫不以数十万，百万计。交相争购于一时，必致米价贵重。是当地未受平粜之利，先受现在米贵之累。或谓买补之法，不用本地，不用邻封，但择产谷最多之地而买之，则贱值可抵脚价。……本地既有官买之谷，今又为遍地分买，亦必价增而谷贵。是熟年多产之乡，亦等于荒年薄收之地矣”。可见，部分区域的官员在完结常平仓定额，采补粮食的过程中，引发粮食收购局势严重，直接影响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事实上，部分区域常平仓购买谷物仅仅促进乾隆十三年米价上涨的一个要素。米价上涨的背面是清代康雍乾时期我国人口的很多添加，而人口的添加导致粮食需求激增。假如将视界放宽到其时的国际，咱们会发现新航路拓荒后国际交易的开展对我国经济发生了重要影响。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政府免除海禁后，我国对外交易处于出超状况。美洲的白银经过交易很多流入我国，使得我国的白银供给量明显添加。白银是清代流转的首要钱银，钱银供给量增多而粮食产量和供给没有显着添加，则粮价必定上涨。故而，常平仓并不是米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我国历史上的常平仓发挥其平抑粮价、储粮备荒功用，不仅为我国历朝历代所继承，在民国时期还为美国应对经济危机所学习。据1944年6月23日的《大公报(桂林)》所载，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在拜访重庆时谈到，“余对我国农民发作稠密之爱好已三十余年”，“余任农业部长后未久，即恳求国会在美国立法中参加我国农政之古法，即‘常平仓’。此常平仓之名，余盖得诸陈焕章氏所著之《孔子与其学派之经济准则》”，“由于实施常平仓之方案，美国当1939年欧战发作时，已储积玉蜀黍四万万布希尔”，常平仓的储粮“关于美国公民及作战盟邦均属极端重要而有决议性之要素”。
当然，咱们也应当注意到常平仓在运转过程中存在许多窘境。东汉初期的刘般以为，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内实侵刻大众，豪右缘由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直到近代，不少学人以为包含常平仓在内的我国古代仓储准则在实践运转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效果。萧公权以为“常平仓准则历来就不怎样有用。官府处理的工作，其成效直接取决于担任处理的官员情绪怎么”。官员对常平仓准则的玩忽职守，储藏粮食不断耗尽，以及粮食分配时的坏处等，均对常平仓的实践效能发生阻止。
假如仔细分析常平仓准则，咱们会发现，除了官吏糜烂外，这一准则在履行过程中尚有许多实践困难检测着当地州县官员。首要，买进粮食需求大规模的资金，这些资金大都需求当地政府筹措，假如当地财政有限则需依靠中心调拨资金。民间本钱往往体量较小，很难很多买进粮食。买进卖出粮食的总量则会直接影响到平抑的实践效果。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正是由于政府财力单薄，致使不能发挥常平仓的才能”。其次，常平仓首要设置在通都大邑。《清文献通考》记载“其在直省则设有常平仓，村庄则有社仓，市镇则有义仓”。从通都大邑到市镇再到村庄，构成了常平仓-义仓-社仓的系统。这一格式决议了常平仓所能惠及的大都是大城市周边的民众，广阔村庄区域则首要依靠于当地的社仓储藏米谷来防备灾荒。第三，常平仓平抑粮价机遇的挑选。民国一位学人指出，“常平仓停留的意图是在谐和米谷价格，然米谷价格低落到怎么程度才开端收购，腾贵至怎么程度，才开端散卖。又收购至怎么程度停止，散卖至怎么程度停止，这都是很困难的问题。收购和散卖如不能酌量恰当，则不能彻底发挥常平仓底效能”。归纳而言，真实要将常平仓准则的成效发挥出来，需求强有力的国家力气支撑。
假如咱们将常平仓置于粮食安全或整个经济运转系统中来调查，咱们会发现，粮食的出产、仓储与流转等许多方面均联系着粮食价格的走势与粮食安全的完结。常平仓（包含隋唐今后呈现的义仓）作为我国古代政府调剂粮食的行政行为，关于保证粮食安全特别是灾荒时期民众的粮食供给起到了无可代替的效果。与此同时，咱们也应当注意到宋代以来的“社仓”这条开展头绪。社仓所包含的发动民间力气，藏富于民，合作救助的思维也对保护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